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变暖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气候等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
近日，就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减排行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政策模拟中心主任王铮研究员及其课题组成员。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应该如何参与全球的减排行动？王铮表示，目前国际上已经达成的共识是将205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以内，将2100年的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
他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所有的国家越早减排越有利。实际上，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摆脱贫困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首要任务。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时减排，只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为生存不得不破坏环境。同时，世界经济环环相扣，中美这样的大国大量减排，在没有技术进步保障的条件下，可能带来全球性经济衰退。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没有力量投入能源技术进步，反而会影响国际共识的最终实现。因此，发达国家应首先减排，美国要起榜样作用，因为其人均碳排放量很高。
王铮说，在发达国家真正将减排付诸行动的同时，我们的问题是：在既不突破全球升温控制目标，又要保障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应选择在什么时间开展总量控制减排。我们需要寻求一个全球气候系统和中国经济系统双赢的总量减排时间点。
王铮和他的团队就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气温波动及未来趋势的解析，中国至2050年的碳排放高峰预测，适合全球气候保护需求的减排方案设计，中国落实减排的成本估算等。
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指向了同样的结论：2030年左右将是适合全球气候保护的我国参与总量减排的最佳时间点。
今年春天，全球出现了大量寒冷事件，也使公众对全球变暖的质疑声显得越发响亮。
针对这种情况，课题组成员吴静告诉记者，基于1880～2009年全球温度异常数据，从全球温度异常的驱动力出发，他们将全球温度异常分解为两部分：人类活动的碳排放造成的温度波动和全球气候系统自然振动的温度波动。
基于数据挖掘，研究人员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升温存在指数上升的趋势，而气候系统的自然振动存在60年的冷暖相位周期性震荡，两者叠加后就出现了全球气候长期变暖的趋势，但该升温趋势中包含了周期性的温度平稳期或下降期。2009～2010年的严冬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温度下降，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全球气候系统自然振动的结果。2005～2030年可能正是这样一个温度下降期，而2030年之后全球温度又将恢复持续上升。
王铮说，这个数据挖掘结果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2030年前，由于全球温度是下降的趋势，正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减缓排放的契机，争取了经济发展的时间。也就是说，自然降温波动为全球所有国家提供了为参与全球总量减排寻找既照顾经济水平增长又使减排技术手段发挥作用的时间。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在2030年以后再实施总量减排。
王铮同时认为，由于二氧化碳的升温作用仍然存在，如果不减排，到本世纪末升温仍然在2℃以上，所以减排还是必要的。此项研究的贡献在于发现减排的承诺和实施可以适当滞后。
由于目前升温与不升温还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问题，因此在减与不减的问题上就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展开风险分析。在王铮领导下，课题组成员吴静、朱潜挺利用开发的LRICES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数学模拟。
朱潜挺介绍，基于IPCC提出的全球变暖有90%的可能性是由人类引起的，研究人员假设全球的升温概率为90%，不升温概率为10%。研究发现，在这样的升温不确定下，至2050年，我国不减排的累积GDP将大于减排的累积GDP，也就是说减排将造成短期的经济损失；而将模拟延伸至2100年，则发现减排情景下的我国累积GDP将高于不减排的累积GDP，表明如果不减排，未来的升温将导致我国GDP损失的量大于支付减排的成本，即长期来说减排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王铮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时候减排。在对2010、2020、2030、2040不同年份的减排方案进行比较之后，课题组认为，以2030年作为碳排放总量减少开始的年份最为合适。
王铮认为，减排的关键是确保经济增长并且不发生危机，所以仅仅从技术经济角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在考虑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按照目前的技术进步速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演变趋势推算，课题组得到中国碳排放总量的高峰出现于2035年的结论。美国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利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也得到了这个结论。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Nordhaus用他的解决动力学模型也获得了差不多的时间。可以看到，殊途同归，三个推算结果基本一致，而且是用不同方法独立完成的。
王铮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最安全的方案似乎是在2035年达到碳排放高峰。假定我国在2030年以后开始总量减排，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第一，我国已经开始了节能减排努力以及世界上低碳技术发展加快，未来我国碳排放高峰时间可能会有所提前，中国承诺2030年实现总量减少，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减排和减排技术进步。第二，如果不存在温度下降的周期，到2035年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才开始总量减排，由于届时排放总量过大，使得我们要承担的减排率过大，增加了减排压力，经济损失变大，所以要考虑适量提前减排时间。第三，如果存在温度下降趋势，急于减排，可能加速全球变冷。全球变冷比全球变暖危害更大，16世纪到19世纪的“小冰期”危害就是例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减排需要“拖一拖”。
王铮指出，在2030年以后实施总量减排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技术的储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首先从排放强度着手控制排放增长的速度，是一个明智而可行的政策措施，但具体如何落实还要科学计算，需要发展科学模型。计算表明，征收碳税促进减排的效果不是太明显。从我国能源结构和技术条件分析，能源使用效率改进和能源替代在未来减排中将是一个重要途径。
课题组成员王丽娟补充说，目前我国的能源主要是煤。改变能源结构，用石油来替代煤炭，每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在650元左右，利用核电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费用最高，在3700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建设核电站要增加水泥生产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所以，以减排二氧化碳为目的发展核电或其他新能源，仍需要谨慎考虑。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我们的减排成本可能会相对较高。目前马上投入总量减排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说是不现实的，需要发达国家进行相应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
因此，在2030年以前由于全球气候系统将存在一个降温过程，发展中国家正好可以在此期间为2030年以后的总量减排作各方面的准备。但从长远的立场来看，减排是一种发展的态度，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参与其中。
目前我国提出的至2020年将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许多人认为实施起来有一定压力。
王铮说，根据数学模拟，如果经济不发生危机，保持正常技术进步，我们可以达到的最大降低强度是47.3%；如果再加大碳汇建设，可以达到50.2%。问题在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选择是否对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保持有效的投入。目前因为强调“用水泥工程”，我们实现目标的难度大了，例如最近一年我国水泥的碳排放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探索低碳发展道路。在这方面，征收碳税等宏观经济手段是必要的。另外，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廉价转让节能减排技术，让世界有能力实现低碳发展。
